七夜盛君
1950年，中央决定把广西省会设在南宁，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抱怨：去北京开会，得绕道柳州，很不方便，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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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中央政府着手确定各省省会，而广西省会因为选址问题，引发了争论。
省委书记张云逸因交通不便，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南宁的不满，建议将省会设在柳州。
广西当时的三个主要城市——桂林、柳州、南宁——每个都有不同发展路径的全面权衡。
其中，桂林曾是民国时期的省会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教育基础，可惜的是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这座城市元气大伤，再加上地理位置偏北，因此便难以带动广西中南部地区的整体发展。
而柳州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广西的工业中心，铁路与公路在此交汇，成为物资和人员进出的交通枢纽，在张云逸等务实官员眼中，这里无疑是最符合效率原则的选择，能够迅速恢复行政运转。
南宁在1950年时，基础设施薄弱，经济落后，人口稀少，位置偏南，看似“一无是处”，但它却是面向东南亚的边防前沿，更是壮族聚居和文化中心。
归根结底，张云逸的抱怨与毛泽东的决断，只是两种不同的视角而已，张云逸立足于治理广西的现实困境，而毛泽东则着眼于治国的宏大棋盘。
作为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，张云逸必须绕道柳州才能换乘火车去北京开会，这大大增加了时间和精力成本。
再加上，当时的广西匪患未清，长途跋涉存在安全风险，甚至需要部队护送，张云逸认为，定都南宁不仅浪费人力物力，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，因此他强烈主张设省会在柳州。
然而，毛泽东坚持将省会设在南宁，他将交通不便视为可解决的短期困难，而将国家安全、边疆稳定和民族政策提升到战略高度，南宁靠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，是中国的“南大门”。
它作为边防前沿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，同时，南宁是壮族聚居和文化中心，利于民族融合与团结，这些都是国家长远规划中不可动摇的考量。
最终，毛泽东指示立即开通南宁至北京、广州、昆明的航线，以解决张云逸等高级干部的出行难题。
这一举动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，更是一种强有力的表态，它传递出明确信息：为了长远战略，国家愿意投入资源解决眼前的战术困难，但战略方向本身不容商榷。
最初看似“错误”的决策，其带来的不便与挑战，反而成为了倒逼广西进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强催化剂。
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南宁的地理劣势的确转化为了连接国内与国际的枢纽优势。
决策初期，南宁的落后确实导致了行政运行效率低下，干部和民众出行困难等问题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张云逸的担忧，也让改善基础设施成为迫切需要。
正是这种“切肤之痛”，使得全省上下对加快铁路、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更强的共识和紧迫感。
交通不便的“痛点”反而成为了发展的强大驱动力。
随着铁路、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，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日益发展，南宁的区位优势被彻底激活，当初基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团结的远见，在几十年后得到了充分印证。
南宁发展成为广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枢纽，它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南大门”，印证了毛泽东当初决策的战略眼光。
1950年广西省会之争的意义，远超一个地方行政中心的确定，它揭示了新中国在草创时期，如何在资源匮乏的现实中，以超前的战略眼光进行国家布局。
张云逸的“抱怨”与毛泽东的“远见”，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完整叙事，一个伟大的决策，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，也需要正视并解决一线执行者面临的现实难题。
南宁的崛起，正是这一辩证过程的生动体现，它告诉我们，国家的长远规划不应因眼前的困难而改变，而眼前的困难，也往往能被转化为推动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（信息来源：广西党史---毛主席主张广西省会在南宁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