兔兔二妹
1950年，中央决定把广西省会设在南宁，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抱怨：“去北京开会，得绕道柳州，很不方便，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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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，广西刚刚解放不久，百废待兴，作为党中央派驻广西的首任省委书记，张云逸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局势、恢复秩序、推动建设，其中最紧迫的一件事，就是确定广西省会的最终归属，这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的问题，更关系到整个区域未来的发展走向，张云逸对此非常重视，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最终，南宁、桂林、柳州三座城市进入了视野，不同的选择背后，是不同的考量维度。
桂林是最自然的选择，民国时期，桂林就是广西的省会，历经多年发展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与文化基础，战乱虽然带来了破坏，但相比其他城市，桂林的基础设施仍属上乘，教育资源集中，广西大学就设在此地，文化氛围浓厚，更重要的是，张云逸率领省委机关最初进入广西时，就把办公点临时设在了桂林，各项工作开展顺利，许多干部对桂林也有了感情基础，因此，主张继续以桂林为省会的声音最多。
但柳州的支持者也不少，柳州的优势在于交通与工业，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交汇于此，使得柳州成为广西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，早在民国时期，柳州就是广西的军工重镇，机械制造、钢铁、化工等行业初具规模，对于一个急需重建的省份而言，依托柳州的工业基础，无疑可以加快经济振兴步伐，张云逸本人也倾向于柳州，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一点，他认为，省会设在柳州，既能带动周边发展，又便于与外界沟通，何乐而不为？
相比之下，南宁在当时的表现并不亮眼，城市规模不大，经济基础薄弱，交通也不便利，无论是从历史地位，还是从现实条件来看，南宁都不具备成为省会的明显优势，因此，在最初的讨论中，南宁几乎没有多少支持者，张云逸本人也并不看好南宁。
但情况在汇报中央后发生了转折，中央对三座城市的优劣也进行了评估，意见并不一致，周恩来倾向于柳州，认为其工业和交通条件优越，有利于区域整体发展，但毛泽东的想法却完全不同，他坚持主张将广西省会设在南宁，张云逸听到这个决定后，颇感意外，甚至私下抱怨：“去北京开会，得绕道柳州，还要军队护送，实在不方便，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！”但毛泽东的回应明确而坚定：“火车会有的，还会有飞机，匪患也会清除，你就老实留在南宁工作吧，”
毛泽东的决策背后，有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，广西是多民族省份，其中壮族是主要少数民族，而南宁作为壮族聚居区的文化中心，其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指标，如果省会继续设在汉族人口占主导的桂林或柳州，可能会在无形中造成民族认同上的不平衡，而南宁的设立，恰好可以起到稳定民族关系、促进团结的作用，这在新中国初期强调民族平等与团结的背景下尤为重要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缘政治，彼时法军仍在越南活动，对中国南部构成潜在威胁，广西与越南接壤，是南部边防的第一道屏障，南宁距离中越边境更近，作为省会不仅可以加强边防管理，也便于开展对外支援，这一点，在后来的援越抗法、援越抗美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，毛泽东选择南宁，不仅是基于现实民族政策的需要，更是着眼于未来边疆战略的布局。
张云逸虽起初不解，但在听到毛泽东的解释后，也逐渐转变了态度，他是老一辈军事干部出身，对战略意义有深刻理解，南宁虽不如柳州便捷，但若能从全局出发，意义远比个人不便要大得多，他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而是迅速调整工作重心，投入到南宁的建设与管理中，事实证明，这一决定是正确的。
南宁从一个边陲小城，逐步发展为自治区首府，成为广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尤其是在中越关系紧张时期，南宁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，几十年后再回头看，毛泽东当年的决策具有极强的前瞻性，而张云逸作为省委书记，能够放下个人成见，服从大局，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格局与担当。
整个事件中，三个城市的利弊比较非常清晰，桂林有历史底蕴与行政基础，柳州有工业与交通优势，南宁则具备民族团结与地缘安全的战略价值，最终的选择，既不是简单的权衡利弊，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决策，而是兼顾了当前与长远、现实与战略、发展与稳定的综合判断，这种决策方式，正是建国初期国家治理能力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。
